【中国僧官制度】
中国历代为管理全国佛教事务而设置官吏、机构的制度。始于北魏前期和后秦，此后各朝沿袭，代有变革。其任务是：编制僧尼户籍，制定寺院建制、僧尼定额，发放度牒，任命下属僧官以及寺庙住持，主持重要的建寺、塑像与译经活动，管理僧尼日常生活及处理违法事件。
初建时期 自汉至西晋，寺院、僧尼不多，译事和法事尚属初创。其时佛教事务一般由接待宾客朝觐的大鸿胪寺掌管。
东晋十六国时，佛教有较大发展。寺院逐渐增加，沙门日益众多，出现了不少名僧。特别在后赵、前秦、后秦、北凉和北魏，发展尤为迅速。北方一些国家开始设置僧官。北魏道武帝于皇始年间礼征赵郡沙门法果赴京师，后以为“监福曹道人统”，令绾摄全国僧徒。后秦时僧尼激增，秦主姚兴任命义学沙门僧契为僧主（即僧正），僧迁为悦众，法钦、慧斌为僧录，掌管秦地僧尼事务。这是中国佛教有官方管理机构和设置僧官之始。
南北朝时期 佛教发展迅速，僧事日繁。北魏文成帝时，对佛教管理机构和僧官制度作过一次调整。中央改监福曹为昭玄曹、道人统为沙门统，又称昭玄统，其下设都维那等；在诸州、镇、郡，设维那、上座、寺主等，分别掌管中央、地方以及各寺庙僧务。东魏、西魏以及北齐、北周亦均设置相应的机构和僧官。北齐沿袭北魏制度，并有所发展。掌管佛教的总机构称昭玄寺，列为朝廷诸卿寺之一。各寺置大统、僧统各一人，都维那三人，又有功曹、主簿等辅助人员。管理诸州、郡、县沙门事务。在昭玄寺之外，北齐鸿胪寺所属典寺设有僧祇部丞一人，执掌佛教事务。北周僧官制度有较大的改革，中央置有春官卿，春官属员有典命一人，主管沙门、道士之法；又在宗正卿下别置司寂上士、中士，专管沙门之事。在南朝，僧官设置基本沿袭后秦制度，唯在名称、人数方面略有变化增减。当时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代统管全国僧尼事务的最高僧官均称僧正或僧主。只管某一寺院事务的为法主或寺主，由皇帝敕授。
隋唐时期 佛教比过去有更大的发展，僧官制度也相应发生了各种变化。隋文帝改变北周官制，仿北齐僧官制度，中央立昭玄寺，置昭玄大统（一称大沙门统、国统）、昭玄统、昭玄都等僧官，州置统都、沙门都、断事、僧正等，分别管理全国和地方僧尼事务，对外国僧侣还设有外国僧主。在有学问的僧侣中设“五众”（即讲大论、讲论、讲律、涅槃、十地等五种）制度，五众设有众主，由朝廷任命，但这个制度至文帝末年即告终止。开皇十二年（592），又特置鸿胪寺崇元署令、丞，掌管佛教事务。炀帝即位，郡、县佛寺，改为道场，置监、丞进行管理。
唐代初建，僧官制度一承隋制。天下僧尼隶鸿胪寺（一度改称司宾寺）。高宗以后，屡有改易。武则天延载元年（694），令天下僧尼转隶礼部祠部。祠部设郎中、员外郎各一人，主事、令史、书令史多人。寺有定数，每寺立三纲（上座、寺主、都维那各一人），以德行
知识高者充任。凡试经度僧，由祠部给牒。僧人簿籍，三年一造。天宝六载（747）到至德二载（757），置祠部使，典领佛教事务。贞元四年（788），复置左右街大功德使、东都功德使、修功德使，管理僧尼簿籍及役使。元和二年（807），又于左右街功德使下设僧录司，置僧录等职，例由僧人充任，掌全国寺院、僧尼簿籍以及僧官补授等事。会昌二年（842）至六年一度以僧尼隶礼部主客，但基本上仍沿行以两街功德使掌管佛教事务的体制。州、县之佛教政令，通常由州功曹、司功曹掌管。此外，各州皆置有僧正一职，具体掌管一州僧务。
宋辽金元时期 僧官制度仍沿用唐制，并有所创新。北宋体制政令出于礼部祠部郎官，具体事务则由鸿胪寺统辖。中央设左右街僧录司，掌寺院僧尼簿籍及僧官补授之事；州、县则分别设有僧司，掌管僧尼事务。南宋偏安，鸿胪寺并入礼部
